為什麼只有82年生的金智英，需要去看精神科醫師？

生完二女兒後，女兒大約五個月時，百般掙扎，我去看了精神科醫師。

我邊哭邊跟精神科醫師說話，我擔心自己的身心健康狀態，同時憂心我的奶水，我的眼眶含不住淚水，我的乳腺比我的淚腺更狂野。妳知道妳一直哭，但妳停不下來，自己已經悲傷絕望憤怒的快死掉，還死守著母職，一邊哭一邊問醫師，我有哺乳，如果我服用精神科的藥物，哺乳會不會影響我的孩子的發展？

醫生溫柔地：「我幫妳開的這個藥不會影響。」我才安心，當時就診過程中，印象很深刻的是醫師問我：「先生有來嗎？下次請先生一起來。」

電影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，對我這樣一個身為關注女性成長的心理師而言，是一部推薦的電影。觀察目前在網路上幾篇評論，多關注在身為女性是第二性，是一種原罪，大多論述在「性別歧視」、「女性從小到大受歧視處境」等面向，是對已經發生的性別經驗反思和評論。但我更關心「為什麼只有82年生的金智英去看精神科醫師？」以及對金智英們提出一個自救的方式。

我認為我們社會必須誠實一點的回答金智英：「是，我們會覺得舒坦一點。」說真的，我們不要假惺惺，我們沒有把媽媽當「人」，只把媽媽當「工具」。這個電影對話鋪陳讓我不解的是，任何一組社會關係在性別互動過程中，把一個女人搞到「生病」，然後跟這個女人說「妳生病了，妳不知道妳生病了，妳要去看病，我幫妳掛好號了。」

當她「生病」時，所有人好像才發現過去對待她的點點滴滴，那些日常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互動（性別歧視）是一種無心的壓迫。然後金智英同時對老公鄭代賢感到自責，自責「生病」造成老公的困擾。「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生病」，將金智英推向一個「體貼」、「自責」的女性個人化的特質，因為金智英的自責，她的家人以及觀影的我們可能感受到對知智英強烈的不捨，我們開始心疼和珍惜智英，但我們一定要等到金智英（一個媽媽）「生病」了，才會有這些感覺嗎？

電影和小說的結尾是（女性或男性）精神科醫師，在對女性痛苦處境的凝視（傾聽），將女性的痛苦包裹在「疑似產後憂鬱」個人病理化的論述中，接著就是「金智英妳需要治療，妳自己去看精神科醫師。」為何不是金智英和丈夫一起去看精神科醫師，一起想辦法呢？我並非要否認82年的金智英關於生病的生物性，以及去精神科尋求專業諮詢和協助的重要性，但在電影鋪陳和小說對金智英的精神狀態，保留一種曖昧性，給人想像空間。

有評論論述金智英是思覺失調症，或是人格分裂，這實在荒謬。到底誰知道金智英怎麼了？金智英得了一種生下來是女性「被否認存在的病」。女性的聲音不受重視，表達漸漸無力，習得無助感後，變成「自我壓抑的病」。

作者和導演用金智英「被附身」表達生命中重要女性處境的聲音，各位讀者，這到底是什麼「病」呢？如果你有在想「金智英的症狀是什麼？」、「金智英得什麼病？」我想邀請你從另一個角度，向內探問自己，「在我的經驗裡，有多像金智英？」或是「我有多像金智英的老公？」或是電影裡的任何角色？

「在我的經驗裡，我有多像金智英？」是大部分觀影者會閃過的念頭，但是如何繼續想下去、做下去而有一個可能的改變發生呢？我認為答案在金智英在和丈夫對話中的回憶、質疑和思考。

原籍保加利亞的法國著名文本理論家、精神分析學家、女性主義者、小說家茱麗亞．克莉斯蒂娃（Julia Kristeva），在她的書《反抗的未來》中提及：「女性世界經驗我得以提出另外一種選擇，說起來很簡單，那就是回歸感性的內心世界。因為某些人儘管受到感覺和激情的控制，今天卻仍然還能夠向自己提出問題。」

金智英在向自已和丈夫提出問題。「對自身的存在發出追問、對自我進行尋找的可性」，克莉斯蒂娃認為這是一種「回歸」的能力，「它既是回憶，同時也是質疑和思考」。

電影中的金智英和丈夫的深夜對話，正是從小到大各階段被遺忘、被忽視、被歧視的回憶。夫妻深夜對話是透過夫妻與家庭關係互動裡的回憶，在質疑和思考，表達自身的存在性。同時金智英在工具化的對待中，找回對自己的感覺和感性經驗。整本小說或電影，同時是帶我們「回憶、質疑和思考」，重新言說女性的故事。我認為在表達和尋找女性（自我）的存在，是一部珍貴的作品。

讀者可能覺得金智英用「回憶、質疑、思考」和丈夫（伴侶）對話下去，是衝突和吵架以及無解。但我想如同克莉斯蒂娃（Julia Kristeva）所說的：「眼下，精神生命懂得，要想獲救，就必須給予自己以反抗的時間和空間：決裂、追憶、從頭再來。」我沒有鼓勵衝突吵架，但我鼓勵在衝突的對話中，回歸到自身經驗，思考「我被誰附身？」

克恩騰州《人民報》周日版的「綜合新聞」一欄裡，有這樣一條消息：星期五深夜，A地（G縣）一名51歲的家庭主婦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。

這是2019諾貝爾文學獎作者漢德克在他的作品《無欲的悲歌》一書中所描述的開場白，作者對新聞裡無名家庭主婦的故事描述，而這名無名、容易被淡忘的家庭主婦是漢德克的母親。漢德克透過描述母親的一生，來思考母親如何成為他的母親；母親的自我和存在，如何日復一日的在女性處境和母職角色中沉默無語，成為無欲望的人，進而失去做為一個人的感受和價值，最終選擇自殺作為終極的自由。

我大學的時候，我的媽媽曾跟我說過一句話：「等你們長大之後，不需要我的時候，我就會去自殺。」我到現在對我媽當年對我說的「自殺宣言」感到無力。我希望我媽不要選擇自殺，雖然我覺得常常被她「附身」我很痛苦，但我想「通過保持內心的反抗來保護自己」（Julia Kristeva），是我自救的方式。還有，媽，曾女士，我這篇文章要送給妳，妳不要死。